2011年全县农村公共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有着很大不同，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发生在那些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北欧国家曾经历上述去杠杆化周期，而当前美国则正处于去杠杆化周期的第二阶段。持续疲弱的经济数据引发市场对失业问题的担忧和稳增长政策的渴望。

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由2008年的88%攀升至2009年的108%，创历史新高。一、刺激计划之辨呼唤政策思维创新不确定性和政策焦虑充斥着当下中国经济。根据IMF最新数据，2011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仅为60%，远低于危机前80%的水平。未来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找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平衡点，一方面要顺应经济体系去杠杆化规律，促进经济结构自我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则要挖掘低杠杆率部门增长空间，防止经济增速出现过快下滑。如果再来一轮投资热潮，那么钱从哪里来？以后怎么还？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怎么办？更重要的是，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导致的产能过剩后遗症尚未消除。

虽然要反对地方盲目推出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却要支持发挥中央财政稳增长的功能。二、经济去杠杆化周期与中国经济研判宏观经济可视作无数微观个体的行为组合。当然，同时也要谨防楼市出现暴跌，为此，需要通过逐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确保合理的市场流动性。

以上的制度和模式考量，加上以下的宏观因素，决定未来数年的中国经济不得不适应L型的长期低速状态：目前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产能绝对过剩和基建相对超前，或有经济刺激计划也无力回天。当然，这也是因为后期遭受了欧债危机的外部影响。2011年末，中国M2/GDP高达189%，而多数发达国家都小于100%，美国同期仅为64%。作者系方正资本控股金融研究院院长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两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很可能不自主地锚定房地产，因此大的基调一定是配合房地产调控而维持战略偏紧。就目前状况来推测，欧元区经济衰退和欧元崩溃的警报仍未解除。

从美国次贷危机到现在已过去大约五年时间，但美国仍面临财政悬崖的长期威胁，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和必需的政治氛围，并且QE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已被证明其无法改善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也没有消除高失业率和社会的两极分裂，所以未来美国债务经济的可持续性仍将遭受异常严峻的考验。在物质消耗和生态破坏方面，可以用挖空地球来形容，以至环境污染令人无法容忍。发达国家的经济风险正飞快地传递到新兴国家，因为他们在贸易和融资方面曾经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并且存在各自的发展瓶颈问题。然而，对中国上层建筑的不适应性和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应有足够的重视。

政府应在坚持原有战略调控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对经济结构和微观问题的关注、研究和指导，逐步解决困扰经济、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而具体的问题。这一货币化过程可以有效防止经济崩溃和通货紧缩，但必然也会改变全球财富分配格局并刺激新一轮的全球通胀，这尤其会对新兴高增长国家构成严峻挑战。发展速度早已不再重要，企业会解决自身的困难，市场也会找到自己的方向。那些一有困难就向政府伸手的企业，那些依靠政府扶持和凭借特权占用资源的低效率企业，应该经历一段真正的市场化生存，否则迟早会成为政府的包袱和社会的问题。

总之，大家需要更多地相信和借助市场的力量，因为只有从市场磨练中最终生存和发展起来的企业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希望。中国经济L型走势的必然性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确实仍存较大发展空间，因此基本赞同林毅夫教授8%的增速仍可持续20年的判断。

从调整的时间和深度来看，应该接近了大周期的尾部。这样才能把诸如产品质量、环境污染、民权民生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有关精神贯彻到底，而不是经常停留于口头和广播层面。

巴西本币雷亚尔的持续贬值和国际融资成本高昂——今年1季度经济仅增长0.8%。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之死结——不减赤字，公债市场迟早崩盘。然而，结构问题、国际环境仍存挑战，还不宜或不会过早结束大调整格局。俄罗斯对能源出口的过度依赖和资本外逃——今年2季度卢布对美元汇率贬值11%。未来常规政策的关键是防止和避免宏观方向突变。欧元区只要认可印钞救市哲学，也不成问题。

未来发展必须首重体制改革，否则结果不可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今年以来的降准和两次降息直接促发了楼市反弹，所以尽管随后的进出口等数据显示经济前景依然悲观，但降息和降准政策仍被当局谨慎使用。

社会和市场更关心政府自身职能的转变，更期待政府真正为企业和居民降负减税、全面实施收入分配改革、做实养老金账户等，这才是中国经济问题和市场信心的关键所在。经济增速有高低，从低而向善，应无大碍。

这一基本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正处于高热症的不应期，很多市场趋于饱和，倘若再硬来一次大规模刺激，就很可能直接导致经济系统的彻底崩溃。其中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国务院的房地产全面调控政策，二是央行的全面收缩流动性。

因此，比什么时候开始放松和如何进行总量刺激更加重要的，是科学合理地分配经济资源，细化、深化有关政策，区别对待不同产业，实现更加科学的有保有压。两年多来，GDP增速从2009年第四季度的12.2%到最近一季度的7.6%，回落了4.6个百分点。其中，面对空前庞大而普遍的政府债务问题，当前富有理性的财政紧缩计划可能遭遇流产，而债务的货币化会成为更加现实的政策选择。一定意义上，中国货币高速扩张时代暂告段落，这是应该的，否则只会加大泡沫而无益于实体经济发展。

过去五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一直领先于世界，十年约八倍。例如中国的货币泛滥、楼市泡沫和产能过剩——商品堆积如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显著表征。

在货币驱动和土地财政的综合影响下，虚高的房价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最大的堰塞湖，不得不实施长期的严厉调控，这就让高速发展的经济失去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抓手。外需的滞涨和萎缩不仅仅影响中国外贸企业的生产和就业，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中国的外贸顺差，进而需要中国建立新的货币投放机制并需要科学重估流动性。

再看欧洲，因为欧元区的政治协调难度超出预期，欧债危机还会继续恶化，希腊脱欧是市场预期的大概率事件，即便不脱离，欧元区和德国经济也很难在短期内消化重债国的财政负担及其引发的金融风险。若单从国内局势来看，以及来考虑农产品价格不断走高的情况，战略偏紧的货币政策基调仍需维持一两年。

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新形势、酝酿新战略、发现新热点，这种必要的产业结构的自然调整不能操之过急。目前来看，超低利率水平下的美国经济自我恢复能力较强，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宽松政策的持续，美国经济好转会为全球经济格局增加稳定因素。而日本，一直没有脱离流动性陷阱的威胁，这个债务率高达235%的世界第三经济体，正在丧失全球竞争力并仍存在衰退风险。诸如降税减负和收入分配改革，即便需要付出速度的代价，也不应拖延和回避。

中国过去的发展观，过于强调了速度、效率和国强，忽略了质量、公平和民富。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虽功不可没，但发展模式之弊端，引人深思。

以上概要分析过，境外主要经济体的低迷可能长期化，最近一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出口同比仅增长1%，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8%，进口同比增长4.7%，市场预期是7%。其次，近年中国货币政策过于激进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压力并存，未来不得不高度谨慎并趋于保守。

当然，更不能容忍他们变相的横征暴敛，这一定会演变成社会危机。印度的高通胀和外汇储备贫乏——经济增速持续下降接近5%并且本币已经贬值了约30%。